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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艺评论家论述|邢千里:当代摄影中那些被狭隘化的乡愁
信息来源: ?? 责任编辑: ???? 发布时间:2021-03-22

当代摄影中那些被狭隘化的乡愁

作者:邢千里  原文刊于《中国摄影报》

乡愁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贯穿了数千年,涵盖了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几乎所有的文艺形式,当然也关系到包括今天的我们在内的每一个普通人。从诗经乐府边塞诗,到《红楼梦》《家》《春》《秋》,从《高山流水》到秦腔,从老子、孔子到常玉、徐悲鸿,从《大宅门》到《鸡毛飞上天》,从《战斗在古长城》《鹿苑长春》《火车上的中国人》到《何藩:香港回忆录》《人与土地》,从宋元山水、黄土画派到侯登科、朱宪民,乡愁情结及其派生出来的家庭、身份等主题可以说中国精神内核和文艺创作的基本底色。所不同的,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内容、形式、材料和观念层面的变化。如果对这个基本底色缺乏清醒的认识,往往容易被层出不穷、眼花缭乱的所谓新内容、新形式、新材料或新观念所蒙蔽和误导。

特别是在当代艺术和摄影语境中,对基于西方话语结构的新风格、新流派的过分追逐所导致的一个普遍性结果就是,内容、材料、形式和观念上的所谓不断翻新为作品的解读和接受制造了越来越多的人为障碍甚至是刻意的歧义化。其中的悖论在于,对于西方当代风格和样式的追逐、模仿大都缺乏合理合法的逻辑土壤,不管承认与否,意识与否,作品内在的东方式基因依然是决定性的。简单来说,就是新瓶装旧酒。如果仅仅是酒瓶正常的升级换代尚可理解,但有的明明就是一瓶老村长或者二锅头,却非要把自己包装成巴黎最新季的高级香水的模样。如果站在摄影史的视角并适当参照文学和艺术的背景,我们在观看摄影作品时可能就会清晰得多。传统的纪实人文类作品中的乡愁不论是从主题还是内容来说固然容易辨别,很多冠以当代摄影甚至实验性的作品中,如果一层层地剥去所谓观念、材料和形式语言(包括文字性形式)的外衣就会发现其中我们极为熟悉甚至十分老派的乡愁思维。回想摄影界曾经的所谓“看得懂”与“看不懂”的争论,虽然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双方的确有各说各话、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中论辩的客观现实,但也不能否认很多以西方摄影风格及观念为语境的作品剥去这一层层的“外衣”之后,其标榜和引以为傲的部分往往不过是拿来主义式的生硬叠加或套用。

每个在摄影史上能够有一席之地的民族和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指向与图式个性。乡愁作为中国摄影贯穿始终的内在基因,既是一种在世界摄影生态中确立自我身份和话语权的显著符号,也可能会因为其过于强大的历史惯性而成为一种束缚乃至禁锢。乡愁当然是合理合法的创作主题,历史也留给了我们无数的经典作品与灵感启发。但是,中国当代摄影对乡愁及其衍生主题的狭隘化滥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从主题、内容、形式、文字和情绪设计的高度趋同化就不难看出。城市化、农村留守群体、城市空巢、农民工、城市移民和漂居者、老厂区或资源枯竭城市等等,依然生机勃勃地不停变换着装扮和阵营(纪实、新闻、观念、艺术乃至商业摄影、纪录片)年复一年地成为不少摄影媒体、平台或活动的主角儿。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这些题材长期占据摄影生态中的主要角色本来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大量这类作品中雷同的悲情化与诗意化大大削弱了不同时空和人文背景下乡愁的个性及其厚度,进而沦为一种矫饰的视觉游戏和一杯杯廉价的心灵鸡汤。这种对乡愁的刻板印象和狭隘化创作反映出不少摄影人在历史和当下两个维度上的欠缺。不可否认,乡愁的狭隘化很大程度上有来自历史惯性的因素。在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模式下的无数代中国人,早已将乡愁融铸进了灵魂深处,与离别、边塞、战争、游子等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长期以来“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也”这样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一元思想又在身体和精神上不断地强化着对故土和家园的依赖。反映到文学艺术作品上,固然有豪放派和婉约派之别,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但在本质上不外乎两种表达倾向:积极乐观的期待与讴歌,消极伤感的无奈与慨叹。两者的底色都是悲情的,只不过前者用浪漫唯美的形式试图稀释现实的残酷,如同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

当代摄影中不少乡愁类型的作品无疑延续和利用传统的文学艺术数千年来在中国人基因深处积累升华的乡愁情结,在主题内容、思想深度和艺术手法上并没有太多推进,只不过用摄影语言进行了转译与替换。这种文化的惯性同时也是一种惰性,以及对当代摄影思考和当代社会关切的不足。中国当代摄影对乡愁的狭隘化理解令人惊讶地超越了摄影观念和技术层面的分歧,以及摄影人性别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差异。“看得懂”和“看不懂”的阵营中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只不过概念和形式上的包装有所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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